“红色理财家”：郑义斋

郑义斋，原名邓少文，1901年7月18日出生于河南省许昌县城关一个贫民家庭。早年就读私塾4年后，因家境贫寒被迫辍学。1923年郑义斋参加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开始接受中共党组织的教育，积极为革命工作。1927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调上海党中央机关做地下交通工作。他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奔赴各地，传送党的指示、文件及经费等，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任务。

郑义斋

1930年春，党中央在上海开办“义斋钱庄”，这里既是党筹集经费的工作机构，也是党的秘密交通站。郑义斋的公开身份是经理，对内仍然做党的交通工作。在钱庄工作期间，郑义斋四处奔波，历尽艰险，为党筹集周转资金，为苏区购买和转运大量重要物资。1931年，上海的党中央领导机关陆续迁往中央苏区，郑义斋也结束钱庄工作，于1932年离开上海，前往鄂豫皖苏区，担任财委主席兼银行行长，对于开展银行业务，促进苏区经济建设、开展对外贸易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转战到川北，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郑义斋既任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部长，又任川陕苏维埃政府财委主席兼工农银行行长，还兼任兵工厂和造币厂厂长，负责落实部队的吃饭、穿衣、武器、弹药等问题。随着革命队伍的壮大，总经理部在全苏区遍设粮食站、转运站，并动员全苏区男女参加粮食运输，保证了部队在哪里集中作战都有饭吃。他还拟定了严格的经济物资集中统一支配管理制度，如收支分开、军队财经工作和地方财经工作分开、实行预决算制度等，使川陕苏区物力财力高度集中，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战争和军民生活的需要。

在解决部队穿衣的大问题上，郑义斋与各军、师部商定，各师经理处均成立被服厂，总经理部成立3个工厂，分工制作服装，布匹来源主要由总经理部在全苏区设站收购土布，一部分向沿边地区商贩采购。为节约布匹，郑义斋和妇女工兵营的同志们一起设计出“三合一”式的服装。春秋两季是夹衣，冬天在夹层里絮上棉花就成了棉衣，夏天再把棉花抽出来，拆去里子又成了单衣，一套服装可以一年四季不离身。

1933年10月，宣达战役胜利后，郑义斋利用红军缴获的大批物资，在根据地后方建立起了红军的兵工厂、造币厂和被服厂，极大地充实了根据地后勤保障和根据地建设。各种武器的维修也是保障作战的主要任务之一。郑义斋采用分级负责的办法，通知部队每到一地均要寻找当地枪炮工人，把他们安排在军师的军械修理所，负责修理毛病小的枪炮，有技术好的工人则送到总经理部军械修理厂。红军所需的其他用品，如雨具、饭碗、医药用品等，郑义斋都逐个落实解决。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总部率红五军、九军、三十军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开始了出征甘肃西北的异常艰苦的战斗历程，郑义斋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西路军供给部部长，随西路军进入甘肃河西走廊。西路军遭到马步芳、马鸿奎、马步青骑兵的追击，战斗频繁，损失很大。在河西走廊艰苦的战斗中，郑义斋为部队的物资供应呕心沥血。1937年2月下旬，红西路军被敌人围困在倪家营子一带，部队与敌人血战了七天七夜，伤亡十分惨重，已经弹尽粮绝，被迫于3月5日突围向西北转移。一路上，红军屡遭敌人的追击堵截，边战边撤，退入祁连山。眼看局势已经到了十分危急的时刻，西路军总部决定在临泽县康龙寺以南的石窝子召开军政委员会，讨论行动方针。接到会议通知后，郑义斋把部里分开保管的金子、银圆收集起来，分成几包，叫妻子杨文局用针线缝牢，准备携带到总指挥部，给即将返回延安的领导同志作路费。临行前，他抱着怀孕的妻子，淡定地告诉她：“最后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如果我冲不出去，你也要想法冲出去，把孩子生下来，不管是男是女，都要拉扯成人，让他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1937年3月13日，郑义斋离开妻子，与10余名红军战士带着金子等，顺着山沟向总指挥部所在的阵地出发了，没走多远就被敌人包围。郑义斋沉着应战，指挥战士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然而，增援的敌人越围越多，像杀红了眼的恶狼一样，嗷叫着猛扑上来。为使经费不落入敌人手里，郑义斋从破棉袄中解下布袋子，让一名战士带上金子突围，务必把金子送到总指挥部，这名战士冲出了包围，经费安全送达总指挥部领导手里，而郑义斋却因身中数弹和留下来的警卫战士全部壮烈牺牲。在漫漫西征路的祁连山上，这位在中国共产党革命史上和毛泽民齐名的“红色理财家”为掩护党和红军的经费壮烈牺牲了，时年36岁。郑义斋和他的警卫员以自己的生命完成了神圣的历史使命。正是依靠这些黄金，徐向前、陈昌浩、王树声等总部首长安全返回陕北，李先念、李卓然、李特、程世才等率领西路军余部西进新疆。

1957年，甘肃省人民政府在甘肃省高台县为西路军英勇牺牲的将士们建立了烈士陵园。